“中国高尔夫仍处于微利阶段或者是生存阶段。有人说目前万柳是北京最赚钱的一个球场，其实万柳也不能说做得非常好，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球场亏损对我而言是没有借口的。”詹国勇最喜欢坐在北京万柳球会餐厅东南角落的位置，在那里他可以对会所餐厅及餐厅外会所大厅的情况一目了然，同时，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放眼望去，7号洞的湖水和9号洞的果岭尽收眼底。单只这一点，我就知道，媒体人的感性思维，很难跟上他脑子里大刀阔斧却清晰分明的工作线条
 一场洪水造就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设计师
GOLFWEEK：我们了解到您并没有真正学过球场设计，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球场设计的？
詹国勇：我是在97年开始做球场设计的。96年的时候，“京南永乐”在磕磕绊绊中建好了，7月28日开始营业，没想到，试营业只有7天，一场洪水在7个小时内就将球场全部淹没了，拒马河的河水涨了两米多。所有人都呆住了，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花了二十分钟写了十几张单子：让所有的外地女孩子搬到北京，当地女性和独生子女员工全部回家，保安和主管全部留下，并且租下了公园所有的船只，把全部物资抢到会所二楼，买进20000支编织袋，拆掉练习场的木头绞手架等等。当时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情况会如何发展，只是全力准备抗洪。我和我的员工们在球场尚未完工的会所的水泥地上共同熬过了9天之后，洪水才退去，留下的一片恶臭和被淤泥覆盖的球场，满目疮痍。这个时候，各个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我又没有钱去聘请国外的设计师，国内的设计环节还不成熟，没办法，只有我自己上！于是我开始重新设计“京南永乐”，当时有很多思路，比如一个球道种一个树种、用山上的红粘土做防渗布等等。一年以后，球场设计完成并投入使用，品质在当时是一流的，重新开业的京南在业内一炮而红。
GOLFWEEK：您在设计球场之前会做哪些准备？
詹国勇：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我觉得是在绘制一幅作品，我会从规范、挑战、景观、趣味性和区域文化等各个角度去构思这幅图画。以设计万柳高尔夫球场为例，我在接手万柳时，新自然公司已经完成了前9洞的设计，后18洞是我在协助SASAKI公司完成概念设计之后独立进行的施工设计。那时候我们总会站在第3洞的发球台上看看周围。我认为四环路以里和以外应该是一个整体，而旁边就是佛香阁，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样使每一个球道都能看见佛香阁，我要把北京的文化氛围溶入设计当中，使整个线条流畅大气。所以，我把前9洞做了部分的调整，在设计过程中，我还考虑了很多问题，诸如如何回避四环路的汽车噪音问题及对球手打球的影响、如何把西山美妙的自然景观移植到球场中来、如何让球手从不同的视角都能领略颐和园的皇家风范、如何使四环路两边的球场浑然一体、如何回避太阳光线对球手打球造成的干扰、如何保证建成后球场的低成本运营、如何借用当地的历史资源、如何充分利用政府的相关法规政策、选择什么样的草种、种植什么样的植物及园林景观等等。
为了完善设计思路，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6易其稿，冥思苦想，走遍了球场周边的村庄、街道及西山、昆明湖等历史景观，又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最后给球场定位于都市商务型会员专属俱乐部，并且在设计时保留和借鉴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比如说我把原来是一个古代将军府邸的位置设计成球道专卖店的所在地，在原来“真武庙”的旁边设计了一条三杆洞，要想打一杆进洞吗？先烧柱香吧！还有这里本是京西贡米的发源地，所以在设计时特地在球场旁边留下30亩地种大米，在球道旁搭一个草棚，给打球的人送一袋大米作为礼物，这些都会给打球者不一样的感受。在9洞灯光球场的设计和建造上，我们调用了40万方土，以此抬高球场地势，使球场能洞洞以万寿山为背景，站在发球台上即可看到佛香阁，提升了球场的尊贵气息，加重了球场的历史积淀。而西场18洞所处地势较为低洼，不仅排水不畅，而且无从借势，于是在设计过程中加大土方用量，用320万方土将整个球场抬起成为大西山延脉，将颐和园的皇家龙脉引出皇墙，让球场真正比肩颐和园。大家都说我疯了，买这么多的土要多少钱？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由于球场周边有很多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将大量基础土方外运，而且要运到40公里以外。我让他们直接将土运到球场中来，不花钱反而赚钱。
GOLFWEEK：您认为在球场设计方面国内设计师与国外设计师相比差距和优势各在哪里？
詹国勇：国内设计师在设计球场时往往是由一个人完成全部的设计工作，我一个人一支笔就要把所有的图纸都画完，缺乏专业环节的配套。而在国外这些工作是由一个或者几个专业机构合作完成的。同时，中国也没有类似国外的球场设计师协会等行业组织，力量薄弱而分散，没有形成高尔夫球场建设的咨询力量，对开发商在球场选址、立项、规划、设计等方面不能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在今年4月份欧洲设计委员会的年会上，我应邀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高尔夫设计的主题演讲，其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也用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描绘了中国高尔夫球场设计的成就和发展，因为国内设计师在表现民俗文化、地域特点、环境配套方面的确更胜一筹。
万柳“城市俱乐部”的经营者
GOLFWEEK：这几年万柳经营得很好，您对万柳的定位是什么？
詹国勇：一句话——都市商务型会员专属俱乐部。
GOLFWEEK：您在经营过程中是如何完善并跟进这个定位的？
詹国勇：这个跟进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内功的过程。不可否认，万柳高尔夫有其地理优势，但万柳的赢利状态与其设计思路、经营理念及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很多细节上去完善万柳的各项服务。比如说万柳的球僮，为了保证品质，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规定提供“ 一对一服务”。还有万柳的会员服务，去年年底增加了“1对100服务”，每一个会服人员负责100位会员的服务工作，他们要去深入分析每一位会员的情况。再比如说万柳开设的灯光场，以及为完善灯光场的服务而开设的夏季烧烤等服务项目也是一项修炼的内容。如果说夏夜北京的上空有一个亮点，我希望这个亮点落地之后就是万柳。我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服务体系来彰显万柳的服务价值，也为万柳的商务交流平台提供后台支持，因为我们必须在提供商务级的服务之后才能取得商务级的利润。除了准确的定位和内功的修炼，更重要的动力来源于万柳的经营理念、操作模式和董事会强有力的支持。
GOLFWEEK：有人说目前对高尔夫球场来说“能生存就是理念”，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詹国勇：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算：目前全国大概有250个18洞球场，如果平均每个18洞每年接待两万人，人均消费400元，那么200家开业的球场的全年营业总收入大概是20个亿，平均每个球场每年的营业额约为1000万。这个数字可以使低成本的球场盈利300万，而高成本的球场就要亏损300-500万。所以说，中国高尔夫仍处于微利阶段或者是生存阶段。有人说目前万柳是北京最赚钱的一个球场，其实万柳也不能说做得非常好，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球场亏损对我而言是没有借口的。
GOLFWEEK：在北京，除了万柳，您认为北京哪个球场的品质好些？
詹国勇：华彬庄园。华彬的球道品质和园林景观都很好。
GOLFWEEK：在华彬打球的球员成绩都比较好，是不是因为它的设计相对简单？
詹国勇：其实华彬球场一点都不简单。要“难”很容易，可以加沙坑、水障碍等等，要“简单”就很难，想“合理”就更难。球场的设计应该给人很深的印象，要有挑战性。设计师简单的笔划就可以改变整个球场的风格。
着手练习场连锁经营
GOLFWEEK：我们了解到您创办了一个“世纪联合高尔夫管理公司”，能不能谈谈您创办这个公司的想法？
詹国勇：多年的从业经验让我了解到一个现象：中国目前的高尔夫投资商主体是民营企业，其内部管理的集权现象非常明显，部分国有企业更是如此。而且中国的企业首脑几乎都是第一代企业家，自身的成就感极强，同时也造就了一群依感觉办事，个人突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均很强的老板，往往形成对高尔夫行业投资的盲目性，由于不清楚自己的市场定位、策略、战略、人员基础和发展方向，导致了很多球场最后经营不下去。另一方面，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考虑，中国职业经理人在很多方面也受到限制，表现在市场不规范、操作空间受限制、职业道德、规范操守等等。如果投资商和职业经理人的磨合不到位，双方的合作一定不会成功。所以我决定创办这个管理公司，通过这个公司，我可以从经营做设计，从设计看经营；集设计、建造、经营于一身。
GOLFWEEK：您目前管理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是什么？
詹国勇：我们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也要做一些“吃螃蟹”的事。目前，我的管理公司下面有一个练习场连锁经营团队，一个教练团队，同时嫁接专卖体系和教育体系。练习场的盈利模式非常单纯，经营过程也非常简单，所以我们首先会着手做练习场连锁经营这一块。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控制150个打位，现在看来应该能控制300个打位。
GOLFWEEK：您在美国呆过，对欧美的球场非常熟悉。您认为欧美的管理模式对我们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詹国勇：很多。高尔夫的家乡在苏格兰，成长在美国。中国的高尔夫模式起源在日本。可以说，国外的高尔夫经营模式更多样化，市场运作模式，尤其是赛事的组织模式也非常成功，中国目前尚未走出困境！（裴裴）
詹国勇简历
籍贯：陕西
1989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专业。
1991—1994年，加盟香港太平协和集团中国商务部，先后从事化妆品、手表、百货和房地产业，离开时任大连协和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协和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4—2001年，任北京京南永乐高尔夫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
2001年5月起，任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
（假日休闲报·高尔夫周刊） |